三　由岑寂到中兴

三　由岑寂到中兴 (第2/2页)

，可以不体察林冲的苦心，但却不能不深深地理解和同情张贞娘
　　
　　。一出政治气氛颇重的戏，通过张贞娘这个中介，被赋予了浓重的人情色彩，于是与广大普通观众产生了切实的情感联结。张贞娘到监狱探望林冲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贞娘官人少的烦恼，吃些汤饭。
　　
　　林冲娘子，我怎生咽得下去！
　　
　　张贞娘官人，你闸挣着吃些儿。奴家出去，自有分辨。
　　
　　林冲娘子，如今高太尉那里，如同泰山般倒下来，你往哪里分诉？外边打听着，我有些好歹，买一个棺椁，抬在荒郊，将我这苦死的尸骸埋在土底，便是夫妇之情。上有老母无主，看我林冲薄面，侍养一年半载，归世之后，娘子你年幼，那时节改嫁未迟。
　　
　　张贞娘官人，你放心。倘或有些吉凶之事，奴岂有再嫁之理，只是竭力养母。贞一无二之心，有一无二之言，官人不足挂念。
　　
　　林冲远解之后，张贞娘在深秋的傍晚闭户思念，她唱道：
　　
　　才郎身上衣，才郎身上衣，寒时谁拆洗？千山万水，迢迢远远，怎生相寄？
　　
　　这一切，都是深切而动人的。张贞娘孝顺婆母，忠贞丈夫，但是，由于她深知面临的灾难的性质，因此具有很大的自觉性，不带有多少封建伦理色彩，体现了中国妇女明大义、识大体、忍辱负重的高尚美德。在这一点上，她甚至可以让赵五娘相形见绌，更不待说《五伦记》、《香囊记》中的那些肉麻玩意儿了。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宝剑记》为了符合戏剧的艺术需求和作者的思想需求而对小说《水浒传》作了重大改动的地方。当然，改动的还不止这一些，例如为了使剧作更紧密地连贯成一体，李开先还出色地运用了一件贯穿性的道具——宝剑，从头至尾，宝剑反复地、引人注目地不断出现，象长诗中一再出现的重复句式，象乐章中有节律地涌现的音符，既把结构笼紧，又让全剧充满琤琤剑气，实不失是一个漂亮的艺术措置。
　　
　　《宝剑记》的思想倾向，是颇为复杂的。第三十七出写到林冲去投奔梁山时的心情，可以看作李开先矛盾心情的一个写照：
　　
　　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的忠和孝。
　　
　　从李开先的思想习惯来说，他是没有从根本上反叛天朝之心的；但是当他一旦落入对剧中人物命运的体验，他也就理解、原谅并同情了林冲对投水浒的“专心”，对忠和孝的“顾不的”。总的说来，他以严格的艺术逻辑，展示了林冲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宝剑记》思想倾向的主导方面。为此，他就不能不借林冲之口对“天朝”发出声声抱怨了。林冲对牢头说：
　　
　　牢头大哥，我十载边关，建立大功，不想有今日之苦。古人云：“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诚如此言！
　　
　　他唱道：
　　
　　我不负君恩，君何负我？
　　
　　即使不写林冲的直接抱怨，只从剧中人对事件进行客观叙述的过程中，也可看到对皇帝形象的漫画化处理。例如，第十九出一开头，一个官吏叙述林冲的冤情好不容易被开封府杨知府勘问清楚后发生的事，很可看出皇帝的三翻四复、不堪信任，作者的褒贬非常清楚：
　　
　　昨日勘问的林冲一事，开封府杨知府老爹奏准朝廷，上情怜悯，宥复前职。又被高太尉童大王奏准，将林冲仅饶死罪，削夺官职，刺发沧州充军。
　　
　　从这样的叙述中，人们看到了皇上的极度迷乱。至于林冲自己的叙述就更明确了：
　　
　　方今在朝高俅等，拨置天子采办花石，荒淫酒色，宠幸妓女李师师，致使百姓流离，干戈扰攘。
　　
　　这里虽然说皇帝干坏事是高俅“拨置”的，但话锋一转立即陈述皇帝所干坏事的项目及直接后果，非难直逼御座。诚然，剧中的林冲即便上了梁山也等着招安，没有明确地反对皇帝，或者说很不情愿反对皇帝，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他对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的失望、指摘、抱怨已十分强烈。剧作家即使在说法上把皇帝一人解脱了，但在实际描写中，皇帝周围尽是恶人，皇帝信赖的也尽是恶人，皇帝直接干了大量误国误民的事，又发布了一系列把林冲逼上绝路的指令，这又怎么能说剧作家在以多大的热诚卫护着皇帝呢？在李开先这样的文人心目中，在他活动的天地里，能把皇帝安置在这么一个不尴不尬的地位上，时时不无揶揄，已是十分不易。剧作家不是封建朝廷的叛逆者，因此在剧本最后给皇帝涂上了光亮的一笔，让林冲一家得以昭雪和团圆，借以表明自己对于理想的封建秩序的憧憬；但更重要的是，剧作的主要部位却是给叛逆之路提供了一种艺术的必然性
　　
　　，而后面通向昭雪和团圆的路途在艺术表现上却显得比较生硬和勉强，甚至不得不乞灵于偶然机遇（如重会张贞娘），这就显示了作者的意向重点。即使从昭雪和团圆的结局来看，这也不是林冲向朝廷认错，而是朝廷向林冲认错。这种结构至少体现了这么一种强硬的精神：朝廷和皇帝都会陷入谬误的泥潭，忠贞之士应该起而直谏，谏而无效，不妨铤而走险、潜迹绿林、分庭抗礼，直至朝廷回心转意。在封建社会的政治领域里，除了农民起义军目标鲜明的宣言、口号之外，这样的精神已经是够质直强悍的了。其实，连农民起义军的政治宣言，也不会是完全决绝和纯净的。
　　
　　总之，《宝剑记》虽在结局上体现了某些疲软观念，但基本上却大声镗地呼唤着一种在明辨是非的前提下的反抗精神。由此，剧坛的风气，趋于刚烈；由此，民族的心灵中的琤琤作响的潜在力量，得以重新抬头。
　　
　　这是中国戏剧即将出现新繁荣的预兆和先声。
　　
　　《鸣凤记》
　　
　　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鸣凤记》的编写和演出都是明代剧坛中的一件大事。它写的是一场真实地发生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剧成之时，这场政治斗争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结束，它的现实意义，它对于广大人民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它的作者，相传是这场斗争的直接参加者王世贞或他的门人，王世贞在当时是令人瞩目的政治界和文化界的要人，这就更扩大了它的影响。
　　
　　焦循《剧说》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
　　
　　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
　　
　　这里所说的“嵩”，即严嵩，荼毒国计民生的一代奸相，《鸣凤记》就写一批志士仁人不屈不挠地与他和他的儿子、爪牙进行斗争的故事。请看，这个戏编演得那样及时，连那位应邀来看戏的县令还不知道严嵩已经垮台，竟不敢看下去；直到王世贞拿出一份报道了严嵩父子已败的消息的邸抄，他才把戏看完。
　　
　　《鸣凤记》不仅使当时的人看了坐不住，而且在半个世纪之后还能使观众恨不得把严嵩亲手宰了。严嵩下台与《鸣凤记》上演都在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而直到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吕天成还在《曲品》中指出：“《鸣凤记》记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这还不算，从侯方域的《马伶传》看，《鸣凤记》在明朝末年仍然是戏剧界最常演的剧目之一。《马伶传》说，明末有个大盐商同时请来两个戏班子演戏，都演《鸣凤记》，对面摆开，比较优劣。演着演着，观众都去看由姓李的演员演严嵩的那个戏班子了，而对面由姓马的演员演严嵩的戏班子，则没什么人看。从此，姓马的演员潜身匿迹，不知去向。谁知三年之后，这位姓马的演员竟又来要求大盐商再搞一次对峙性的比较演出，一演，他竟变成了一个惟妙惟肖的活严嵩，把姓李的演员比下去了。问其究竟，他说了三年来令人感动的一段经历：
　　
　　固然，天下无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闻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俦也。我走京师，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
　　
　　为了演象严嵩，竟毅然到当今相国门下当走卒三年，体察一个奸相的举止动作，这种严谨的艺术态度，在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史上都属罕见。我们在此只想借这段记载说明另一个问题：《鸣凤记》直到明代灭亡之际都是一出被人们竞相上演的热门戏，而其之所以热门，是由于严嵩式的官僚依然在朝。“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俦也”，这一令人痛心的历史现象，既给马伶带来了体察的便利，也说明了《鸣凤记》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客观社会原因。
　　
　　当然，《鸣凤记》之所以震撼人心，还有它本身艺术处理上的原因。总的说来，它以浓重的色调渲染出了一种悲壮美，上承《赵氏孤儿》，下启《清忠谱》，是中国戏剧文化史上那条表现浩然正气的精神长链中的重要一环。
　　
　　剧情比较分散、人物比较驳杂，是它的一个缺点；但由于把正邪善恶两大营垒划分得非常清楚，把邪恶一方的骄奢淫逸、横行霸道揭露得淋漓尽致，把正义一方的勇敢刚强、大义凛然表现得充分透彻，人们仍然可以从分散和驳杂中获得十分鲜明的总体感染。即便是对这段历史不甚熟悉，对那些人名很难理清的观众，也会对之激动不已。
　　
　　《鸣凤记》的艺术鼓动性，首先在于把全部戏剧行动所要摧毁的目标描写得十分透彻，使得所有的观众都极度痛恨以严嵩为中心的那个罪恶的巢穴。在北有鞑靼、南有倭寇、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情况下，严嵩、严世蕃父子以及他们的爪牙赵文华、鄢懋卿等人把持着国家大权，为非作歹，劣迹恶行令人发指。《鸣凤记》在“严嵩庆寿”、“严通宦官”、“花楼春宴”、“文华祭海”、“世蕃奸计”等出目中，以极度的愤怒，拌和着辛辣的讽刺，对这群祸国殃民的奸贼予以揭露。例如，“文华祭海”一出，揭露的虽然只是爪牙赵文华，却把这伙人的整体面貌刻划出来了。倭寇侵犯东南沿海，到了“攻陷城池、杀戮万姓”的地步，皇帝要宰相严嵩任命官员前去剿灭，严嵩生怕真的派去一员猛将去征剿成功，这员猛将一定会受到皇帝信任，以后很可能不服自己管制。于是他竟任命自己的干儿子、完全不懂军事的腐儒赵文华为兵部尚书，前去征剿。赵文华一到东南沿海，便先祭东海龙王，“用猪羊四十副，金银酒器一箱，诵经和尚一名”。他只知，祭完之后，一箱金银酒器归于自己，杀一些无辜的百姓，冒充倭寇的首级到朝廷领赏，最后竟然要把诵经和尚也杀了，因为一颗头可换来五十两银子。诵经和尚在危急之中只能骗他，说自己手下管着五百个云游和尚，他可以都召集来，让赵文华杀了，到朝廷换得一万五千两银子。赵文华一听甚好，赶快命令把诵经和尚放了。那么倭寇怎么办呢？赵文华深知，远在京城的皇帝哪里知道东南沿海的实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朝内有人，边功易奏，岂有他虞。”而委派他的严嵩一家对他的指望只是：“江南富贵繁华，赵公一去，可保金银宝玩满载而归，少不得一半是我家的。”稍知明代历史的人都明白，这些貌似荒唐的描写，离历史事实并不太远。《鸣凤记》集中地展示出来，实在令人气愤。
　　
　　有时，随手写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都能激起观众的愤怒。翰林学士郭希颜与两个学生一起在街上走，遇到一个唱曲行乞的瞎女人，因见骨瘦如柴、哀声可悯，前去询问，这个瞎女人的回答竟然是：
　　
　　奴家原是扬州商人李氏之女，父亲在京开了个段匹官店。严世蕃在店前经过，见奴姿色，强逼为妾。父亲既死，家财尽被掳占。今世蕃有一十六个爱妾，见奴色衰，万般凌虐。他正妻怀恨昔日宠爱，将奴刺瞎双目，赶出抄化。
　　
　　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心悸的暴虐！走不了多远，师生三人又遇见了一个男乞丐，一问之下，原来是严嵩的一个同乡人，叫胡义。严嵩没做官的时候，多亏胡家的接济，现在严家有权有势，连家乡的管家人都不可一世，竟把胡家的田地吞占了。胡义筹集盘费千里来京，向自己少年时代的好友严世蕃求援，但是半年以来连严府的门都没让他进。胡义盘缠使尽、口食不周，几次想自杀，又想到家乡妻儿正悬望着自己，因此只得沿街行乞。
　　
　　这类琐小的情节，轻轻点染，把恶贯满盈的严家写了个透彻。剧作既写于当时，这类情节的虚构成分估计也不会太多，散陈杂列，带有一定的报导性，正是时事纪实剧的特点。
　　
　　对立面的丑恶性质既然写得那样明确，因而写正面力量的抗争行动也就有了充分的情理依据。这一点，《鸣凤记》略胜《赵氏孤儿》一筹。《赵氏孤儿》也写了对立面势力屠岸贾的种种暴虐，但这些暴虐大多是出于搜查赵氏孤儿这一具体目的；《鸣凤记》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表现了严家在边境垂危的情况下祸国殃民的整体性暴虐，因而对严家的抗争也就具有了更明确的正义性，争抗者的人数也就更多，争抗的范围也就更大。简单说来，正是恶之愈广愈烈，致使善之愈广愈烈。
　　
　　不要过多地责怪《鸣凤记》的线条繁多。作者是要表现一支确实出现在历史上的人数不少、组成复杂的争抗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因争抗而数折数起，明知有前车之鉴，明知有破家之险，仍然冒死前行；一人倒下，不知从什么地方，又站起了勇敢的继承者……单线突进的结构方式，已无法表现这场铺盖到很大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的政治斗争。
　　
　　与严嵩地位相当的宰相夏言，是《鸣凤记》首先着力刻划的一个正义的代表。他本已告老还乡，过着优游林下的舒适日子，由于同僚旧友们想借他的声望来对严嵩的凶焰有所阻遏，极力向皇上推荐，他自己出于忧国之心，重受相职于虎狼成群之时。他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出山，并没有因霜鬓银髯而稍减斗志，当他运筹帷幄力图恢复河套，处处遭到奸臣们的阻难时，他并不畏惧，当面责斥严嵩，不为自己留半点余地。人们劝他：“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忍耐些罢”，“二虎不共斗”，“还是慎重为上。”他的回答是：“倘有不虞，何惜一死！”他深知严家奸贼包围着皇上，进谏极难，但仍然决心“猛拼舍着残生命，不学他腆腼依回苟禄人”。结果，他果然被恶人先告状，圣旨下达，将他处斩。这位年迈的宰相“赤身绑缚鬓蓬松”，倒下在市曹利刃之下。
　　
　　武将杨继盛夫妇的行迹也令人感动。杨继盛为了揭发严嵩的党羽仇鸾通敌的阴谋，反遭严嵩陷害，被毒刑拷打，手指拶折，胫骨夹损，然后被谪贬到边地做一个只能糊口的小官。后来仇鸾通敌的事实暴露，杨继盛被皇帝召至京城重任武将，他一点也没有因为上一次的挫折而苟且偷安，仍然写奏本揭露总根子严嵩。打折过的手指在流血，温柔的夫人在旁边劝说，他只是不管，连夜写罢奏本，第二天一早到午门外朗声宣读。不出所料，这位刚刚复职的武将也被处斩。他的夫人在临刑前赶到，为丈夫满斟别酒一杯，然后取出祭文一篇，跪地而读：
　　
　　于维我夫，两间正气，万古豪杰，忠心慷慨，壮怀激烈。奸回敛手，鬼神号泣。一言犯威，五刑殉裂。关脑比心，严头稽血；朱槛段笏，张齿颜舌。夫君不愧，含笑永诀；耿耿忠魂，常依北阙。
　　
　　杨继盛被斩之后，杨夫人又托监斩官转达皇上，依杨继盛生前嘱咐，尸体不加掩埋，以“尸谏”感动君王。监斩官说这种意思不敢转达，杨夫人立即拔出利刀，当场自刎身亡。这种贞烈行动，连监斩官、刽子手看来都大为震动，深深怜惜。
　　
　　兵部郎中张、礼部主事董传策、工科给事吴时来三人英勇上本的事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吴时来与其他两位同约上本之后回家，面带忧容，老母惊疑，开始时他还以其他言词搪塞，后来看老母深明大义，便实言相告。并安慰母亲说：“孩儿此本纵有谪贬，谅无大祸，望母亲不必挂心。”母亲当然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她这样告诉吴时来：“孩儿，你不须念我，且把死生父母置之度外，好好去做个忠臣！”实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母亲。张回到家里，更是作了必死的准备。他一方面安排妻儿回乡，一方面又命人预备棺材。妻子十分奇怪，前来盘问，他也是找借口支唔，说什么“昨见街坊老者冻死，怜其无棺，欲要送他”，又说什么“考绩将满，当补外任，为此送你母子先去，下官不久就归”。妻儿将信将疑地走了，他孤身一人，不禁发出长长的浩叹：
　　
　　我想朝中众臣，多是封妻荫子，下官为国，反成抛妻弃子，恐非人情也！只是我平生志愿，不在妻孥之乐，倘驱除奸佞
　　
　　，使天下夫妻母子皆得安宁
　　
　　，便苦了我一家也说不得
　　
　　。
　　
　　这种情怀，当然是高尚的，感人的。
　　
　　不错，这些人的行动只是一项：上本参奏，用今天的眼光看起来似乎不大有出息。但是，这种行动方式，是这些人当时能够战胜严嵩的唯一方式。这个隘口很小、很险，简直无法通过，一批批勇敢的人都在这隘口前倒下了，但人们仍然在不屈地向着这个隘口挺进。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在支持着他们，众多的百姓在目送着他们。他们的斗争方式可能有点愚笨，但他们的斗争目标却是明确而正义的：一定要板倒大奸臣严嵩。他们组合成了一支鲜血淋漓的壮烈梯队，虽然零零落落，却又声息相通，虽然陈尸遍地，却又积贮、鼓荡起了一脉可贵的正气，使严嵩的覆灭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天意从来高难问”，最后为什么皇上会突然回心转意，抛弃了严嵩，剧作没有、也无法加以说明，这是《鸣凤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无可避免的弊病；在我们看来，大批志士仁人的鲜血和尸体对于严嵩的覆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在这方面，《鸣凤记》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主要职责。即便结尾有点匆忙和突兀，它在主体部位所积蓄的愤怒和力量，已足以给严嵩以毁灭性的打击，已足以为不屈的志士们唱出一首悲壮的颂歌。
　　
　　《浣纱记》
　　
　　作为戏曲声腔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浣纱记》在中国戏剧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作者梁辰鱼是一位名列史册的戏剧改革家。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传奇的内容。
　　
　　这个戏表现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场军事、政治斗争——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争。由于这场斗争本身所包含的戏剧性，历来被采作戏剧表现的题材。不少剧本已经亡佚，《浣纱记》则作为这一题材的主要代表作留存在中国戏剧文化史上。日后继之而起的这一题材的创作剧目，大多与它有姻缘关系。
　　
　　《浣纱记》特别令人注目之处，是以一条爱情的线索串络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简单说来，它起之于吴胜越败，结之于吴败越胜，而这种胜败倒逆的原因，是在于越王勾践和谋臣范蠡执行了一项成功的政治谋略。这项政治谋略包括许多方面，其中之一便是向吴王献上越国美女西施，表面上供其欢娱，实际上损其意气，而这位西施又恰恰是范蠡的未婚妻！
　　
　　范蠡，这位使越国反败为胜的决策者，为了实践自己清醒的理智而要牺牲自己难得的情感
　　
　　。他要找一名容貌极佳而又深谙意图的姑娘去完成这个危险而重要的任务，不得已而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西施，这位深深地爱着范蠡、苦苦地等着范蠡的姑娘，愿意去做范蠡叫她去做的一切，却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要她去做这样一件事。结果，范蠡为了社稷、为了自己的谋略，西施为了大义，为了顺从范蠡的意志，一起作出了可怕的牺牲。最后，一切如范蠡所预期，沉缅于酒色中的吴王夫差终于被暗暗地发愤图强的越王勾践所击败，范蠡与西施终于团圆，两人功成身退，泛舟太湖之上，飘然不知去向。这就是《浣纱记》借以撑持的艺术框架。当这对情人重新团聚在太湖扁舟上的时候，各人从胸口取出当年的定情之物——西施所浣的一缕细纱，《浣纱记》的名目也就借以成立。
　　
　　如此看来，这是一出爱情戏；但显而易见，这出戏里的爱情是有明确的政治皈依的，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是无条件地服从吴、越之争的政治大局的。因此，不妨说，此剧以爱情悲欢为表，以政治角逐为本。范蠡和西施的离合具有戏剧性，吴越间的胜败也具有戏剧性，梁辰鱼分明是在以前一种戏剧性衬托着后一种戏剧性。范蠡定下的基本谋略是：
　　
　　看暴吴真强盛，遍周遭杀气腾。不如遣使，遣使亲行请，厚礼卑词足恭敬，更还须施间谍，去通奸佞。侍他君臣肆虐，定见驱忠荩。那时节待变乘机，把山河重整。
　　
　　为此，当越王勾践一时找不到可以前去迷惑吴王的合适美女时，他就慨然推荐了“已曾许臣，尚未娶之”的西施。勾践尚于心不忍，说“虽未成配，已作卿妻，恐无此理”，而范蠡则回答道：
　　
　　臣闻为天下者不顾家，况一未娶之女？主公不必多虑。
　　
　　同时他又去说服西施本人：
　　
　　小娘子美意，我岂不知。但社稷废兴，全赖此举。若能飘然一往，则国既可存，我身亦可保。后会有期，未可知也！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身亦旋亡。那时节虽结姻亲，小娘子，我和你必同做沟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欢乎！
　　
　　牺牲爱情去臣服于社稷利益之下，这种选择，我们很难给予太高的评价。有人认为《浣纱记》如此处理在格调上高于才子佳人戏，我们也不敢全然苟同。许多才子佳人戏寄寓着人们美好的爱情理想，虽然看起来只是儿女私情，实际上嘲弄了封建伦理观念，格调并不很低；倘若为了民族存亡、百姓生死，牺牲一己的爱情和家庭，当然是值得大大赞颂的，但《浣纱记》并不如此。封建上层势力的争斗也是会有是非的，例如前面刚刚说过的《鸣凤记》就浓笔重彩地划出了祸国殃民的一方和忧国忧民的一方的界线，因此剧中为了与祸国殃民的奸臣抗争而舍弃家庭的行动就显现出了一种高格调。《浣纱记》没有花费什么笔力去判别吴、越间的是非，这是高明的，合乎历史事实的，但因而也就带来了一个后果：越国最后的胜利只是谋略的胜利、意志的胜利，而不是正义的胜利；范蠡和西施的悲欢离合于是也就成了这种胜利了的谋略和意志的点缀。请看，在梁辰鱼笔下，最后团聚了的范蠡和西施仍然惧怕勾践翻脸不认人，于是就匿迹消遁，谁知道他们所苦心支持的勾践是不是也会成为一种封建恶势力呢？正由于此，《浣纱记》中范蠡和西施在爱情上作出的可怕牺牲明显地包含着很大的盲目性，其格调未必比那些为实现爱情理想而幽会、而私奔的才子佳人高多少。当然，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也嘲弄了封建理学中的节烈观，这倒是令人痛快的。
　　
　　梁辰鱼不以范蠡和西施的爱情为皈依，而所依附的政治斗争又不着力去表现其中的曲直是非，那他的艺术意图又在何处呢？他究竟想借这个剧本说明什么观念、表达什么意向呢？
　　
　　一定说他借吴越之争在影射明代政治，并指出夫差的形象暗指着谁，伍子胥的形象暗指着谁，范蠡的形象又暗指着谁，这种论剧方法毕竟有点勉强。“生平倜傥好游，足迹遍吴楚间”的大音乐家梁辰鱼未必有太具体的现实所指埋藏在《浣纱记》中。更大的可能是，他首先被范蠡和西施之间传奇式的爱情生活所吸引，并对这对情人的胆略和意志深感佩服，觉得若把它表现在戏剧中一定瑰丽引人；其次，他又被这个爱情传奇故事所依附的吴越之争本身所包含的戏剧性所吸引，强弱胜败、君臣主奴，被戏剧性地逆转了过来，这里又埋藏着不少深刻的历史哲理。梁辰鱼很想在表现这种戏剧性的政治逆转过程中把历史哲理抉发出来。这恐怕是他重要的艺术意图之一。
　　
　　在梁辰鱼笔下，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爱情生活，都处于一种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历史哲理的控制之下。《浣纱记》中的所有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有的人，为对头走向反面创造着条件；有的人，不由自主地加速了自己走向反面的步伐；有的人，看到了这种趋势力图阻遏；有的人，看到了这种趋势力求一逞……在剧中，深深懂得这种哲理的，第一个是范蠡，第二个是勾践，第三个是吴国的伍子胥。前两人期待并促使着势态的自然逆转，而后一人则阻止着这种逆转。为什么《浣纱记》要在伍子胥旁边再设置一个“结义兄弟”、仙气缭绕的公孙望？就是为了进一步借他之口点明哲理。甚至连吴王夫差的小儿子的出现，也是为了阐述“废兴运转”的哲理。请看这一段：
　　
　　吴王孩儿，你清早打那里来，衣裳鞋袜都是湿的？
　　
　　吴儿适到后园，闻秋蝉之声，孩儿细看，见秋蝉趁风长鸣，自为得所。不知螳螂在后，欲食秋蝉。螳螂一心只对秋蝉，不知黄雀潜身叶中，欲食螳螂。黄雀一心只对螳螂，不知孩儿挟弹持弓，欲弹黄雀。孩儿一心只对黄雀，不知旁有空坎，忽堕井中，因此衣裳、鞋袜通被沾湿。
　　
　　吴王孩儿只贪前利，不顾后患，天下之愚，莫过于此。
　　
　　吴儿爹爹，天下之愚，又有甚于此者。……
　　
　　这便是以寓言化的方式在阐述着哲理。范蠡说服西施事吴，说来说去就是只有现在分
　　
　　才能今后合
　　
　　的道理，勾践为奴放马，遵行的就是先卑
　　
　　后尊
　　
　　的曲径，伍子胥劝说吴王，运用的也是这种正反运转的观念，如“臣闻天之所弃，先诱以小喜
　　
　　，方降以大灾
　　
　　”之类。就连吴王手下那个干了许多坏事的伯嚭，临到头来无路可走，也由心底里吟诵起这样的格言：“自古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第三十九出写罢吴越形势倒转过来之后，以这样四句诗作结，体现了作者所追求的哲理：
　　
　　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依。试看檐头水，点滴不差移。
　　
　　正是本于这种哲理追求，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浣纱记》一剧的结局了。范蠡为了国家社稷如此勇毅慷慨，最后的退隐常常使评论家们感到遗憾。其实，正由于写他当初的勇毅慷慨本不是目的，他退隐的结局才是最自然不过的。他是全剧所体现的“废兴运转”哲理的主要代表者，当然懂得“功臣”意味着什么，“褒奖”将转化成什么。在越国全胜之时，他向越王勾践提出辞呈，勾践的答复是动人的：“寡人之国家是大夫之国家，寡人之人民是大夫之人民，正欲与大夫分国共治，今若撇我而去，是皇天欲弃越丧孤也。老大夫岂得言去？”但范蠡已绝无留意，他悄悄地对文种大夫说：
　　
　　吾闻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主公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他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老夫即图远去，大夫亦宜早行，不可使有后悔。
　　
　　梁辰鱼写到这里，算是把自己所追索的历史哲理表达得相当充分了。但是，他只能咀嚼这种哲理，无法消化这种哲理。既然一切都在反逆，范蠡、西施他们苦苦地复兴越国又是何苦呢？所以梁辰鱼只能让范蠡发出了如此迷惘的感叹：“看满目兴亡真惨凄，笑吴是何人越是谁？”全剧最后，以范蠡这样的唱词作结：
　　
　　人生聚散皆如此，莫论兴和废。富贵似浮云，世事如儿戏。
　　
　　这显然是过于消极了。中国文人从对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逆转哲理的精微体察出发，常常会走到消极出世的路途之上，梁辰鱼的《浣纱记》通过艺术形象展示了这种思想逻辑，反映了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精神皈依。
　　
　　当然，形象大于思维，更大于作者作为归结点的那种思维。《浣纱记》所包含的实际思想要比结尾处的概括丰富，而形象、故事、场面本身所自然流泻出来的意蕴又更加丰富。总的说来，它的主要部分展现了政治斗争中强弱转化的哲理与奥秘
　　
　　，展现了一时处于劣势的人们为了促使这种转化所作出的可贵牺牲和坚忍努力，这是这个戏最基本的艺术效果；范蠡和西施的爱情线索又以奇丽的色彩强化了这种艺术效果。一部戏剧文化史，主要也是从这个角度对《浣纱记》予以首肯的。
　　
　　不难看出，《浣纱记》和《宝剑记》、《鸣凤记》合在一起，可以组成一种趋于兴盛的戏剧现象
　　
　　。这三大传奇，都不是中国戏剧文化史上的第一流的作品，但品位又都不低，既轰动于一时，又流泽于后世，具有不可忽视的艺术力量。它们在内容上不见厌人的恶浊，在艺术上不见可怕的败笔，厚实清顺，基本上体现了中国戏剧文化的优良传统。它们还不足以标志着一个新的戏剧天地的出现，但却足以把《五伦记》、《香囊记》之类的篇什比得黯然失色了，至少在广大普遍观众的心目中是如此。
　　
　　在叙述这三大传奇的时候，不可遗漏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它们之所以可以组成一种趋向于兴盛的戏剧现象，还因为一次重大的声腔改革——昆腔的改革，也在那个时候完成。
　　
　　《浣纱记》的演出，标志着昆腔改革的决定性胜利。《浣纱记》是第一个用改革后的昆腔演唱的剧本，自它之后，昆腔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十分得势，一直兴盛了很长的时期。
　　
　　此事不妨稍稍说得远一点。中国戏曲离不开演唱，因此，戏剧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也包含着戏曲音乐的发展，而且一向以戏曲音乐的递嬗作为整个戏剧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杂剧和南戏的盛衰荣枯，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北曲”、“北音”与“南曲”、“南音”的较量和格斗。北曲在元代发展了那么多年，当然要比南曲成熟，传到南方之后曾把南曲压下去过很长一阵子。但是，南曲也有自己“清峭柔远”的特点，有着自己极为丰富的地方声腔的资源，不仅未曾从根本上被北曲所压倒，而且在吸取北曲长处的基础上，随着整个戏剧文化重心的南移，竟自渐渐兴盛起来。南曲之中，代表性的声腔很多，有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等，原先与产生地域有关，后来也各自流布四处，热闹一时。相比之下，流布在吴中一带的昆山腔影响较小，但它有“流丽悠远”的特点，终于被戏曲改革家魏良辅、梁辰鱼等人看中，作为改革的对象。
　　
　　魏良辅……生而审音，愤南曲之讹陋也，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盖自有良辅，而南词音理，已极抽秘逞妍矣。
　　
　　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不下楼者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取字齿唇间，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唳。
　　
　　这些记载，把魏良辅的改革情况写得比较清楚。除了唱法之外，昆腔在伴奏上也有很大改进，开始形成以笛为中心、由箫、管、笙、三弦、琵琶、月琴、鼓板等多种乐器配合的乐队。这就比用锣鼓铿锵震响的弋阳腔伴奏更吸引当时的许多观众。昆腔的多方面的改革，在演出《浣纱记》时作了综合性的呈示，梁辰鱼不仅把魏良辅的实验投之实用，而且以一种崭新的、完整的艺术实体流播开来。昆腔改革的巨大声誉，是由梁辰鱼和他的《浣纱记》挣得的。
　　
　　这真是一些热闹非凡的时日。江苏昆山梁辰鱼家里，“四方奇杰之彦”云集，丝竹管弦之声不绝。梁辰鱼朝西而坐，教人度曲。新鲜的昆腔，随着《浣纱记》的剧词唱段，传遍四方。再远的歌儿舞女，都要赶来见一见他。一时戏曲音乐界的著名人士要是没有见过梁辰鱼，自己也觉得不象话。过一阵，他们一群人又浩浩荡荡地赶到苏州或别的城市参加定期举行的“声场大会”，赛曲竞唱，广会艺友，真可谓一片喧腾。这样的盛况，正该呼唤出一个更灿烂的戏剧天地。
　　
　　事实也正是如此。昆腔改革成功的意义，并非仅仅局限在音乐声腔方面。演唱的水平提高了，就会使综合体中的其他部分相形见绌，这就要求其他部分也相应地提高，以达到新的平衡。于是，由演唱带动，说白、做工也都获得了发展，而这种发展的总体归向又是一致的，那就是进一步实现了戏剧艺术的综合性和舞台形象的鲜明性。昆腔改革促成了戏曲音乐的完备、细腻、富于变化，实际上也就是促成戏曲音乐更好地成为戏剧艺术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来更称职地体现剧作内容，辅助性格塑造，这个归向，不能不影响到舞台艺术的其它部分。在演员的表演上，已明显地出现对人物形象刻划的准确性和鲜明性的追求，脚色行当的分工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舞台上的戏剧性和动作性都大有增强。与优美的演唱相适应的动作必然是舞蹈化
　　
　　、虚拟化的
　　
　　，由此，在明代昆腔演出的舞台上便引人注目地形成了抒情性很强的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
　　
　　。这对以演唱为主的元杂剧舞台和明前期舞台来说是一个重大进展。这种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自此之后将成为中国戏剧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表演上的进展又触动了舞台美术。既然要载歌载舞，就需要有质地轻柔、色彩丰富、装饰性强的服装来配合；既然要塑造出性格鲜明、分工显然的人物形象，就需要对各种脚色的脸谱作进一步的改进。宋元以来不在舞台上设置实景的传统保留下来了，因为这对抒情性、象征性的表演是最合适不过的。各种景物，都由演员自身的表演间接展示，空荡荡的舞台承载着达到了新的平衡的戏剧综合体。
　　
　　传奇艺术在舞台表现上的积极成果，标志着中国戏剧文化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自我调整，更加趋向完整和成熟。那个时候所形成的舞台规程，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它们犹存的活力，还能看到它们以变异、更新的形态出现在京剧和其他地方戏剧种中。